父母的心情比孩子更为迫切，为了寻觅那个心仪的伴侣，他们代替我踏入了婚恋介绍所的大门。那么，代我签署的婚介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我们能否退还相亲服务费呢？
近期，武汉的余女士透露，她的母亲在未告知她的情况下，以她的名义与婚介机构签署了一份价值近三万元的服务协议。令人关注的是，该协议中提到，一旦签约并支付费用，便等同于子女的同意。余女士对此条款持有异议，认为这可能是所谓的“霸王条款”。这一案例再次将婚介服务合同中潜藏的法律隐患暴露于公众视野。
有网民坦言自己遭遇过相似情况，同时对代签名服务及婚介合同中的条款有效性及合法性提出疑问。“所谓的‘付费即同意’条款无异于强制交易”“合同中充斥着推卸责任、意图不轨的条款”。
先前已有相仿事件被揭露。居住在上海的张女士在向女儿清楚地表达了反对相亲的立场之后，却未能抵挡住婚介所人员的多方游说，最终与婚介公司签署了服务协议，并支付了2万元的服务费用。鉴于女儿坚决拒绝相亲，张女士遂向婚介公司提出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用，然而婚介公司却声称需要扣除30%的费用作为违约金……
近年来，单身人士数量的增多推动了婚恋市场的迅猛增长。众多企业和机构纷纷加入这一领域，他们通过推出个性化配对方案、提供婚恋咨询和培训等方式，试图满足单身群体的婚恋需求。不过，一些婚介机构却利用父母们焦急的心态，趁机推销相亲服务。他们未经子女的同意，便诱导父母代为签署婚介服务合同，并促使他们购买各种价格不菲的会员服务。
代签的婚介服务合同的法律效力究竟如何界定？消费者在遭遇婚介合同中潜藏的陷阱和诡计时，又应当采取何种策略来应对？
共同关注《法治日报》中，由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与家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慧敏律师提供的专业阐释！
一、母亲代签的婚恋服务合同有效吗？
婚恋服务合同与普通服务合同有异，它关乎个人情感抉择及婚姻自主权，带有明显的人身属性，往往要求当事人亲自签署。若母亲未征得女儿同意，便擅自以女儿之名签署合同，此类代签行为在法律层面存在效力上的不足之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若行为人缺乏代理权、越权代理或代理权已失效，却依旧进行代理活动，且未获得被代理人的认可，则其行为对被代理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余女士的母亲擅自代签合同，既未事先获得余女士的授权，事后也未得到她的同意，故此合同对余女士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
除此之外，合同中规定的“一旦签约并支付费用即等同于子女已同意”这一规定，显著增加了余女士的义务，同时剥夺了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基于此，该条款有可能被判定为“霸王条款”，并被视为法律上无效的条款。
余女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能否取消合同并索回全部款项？
余女士有权利提出终止合同并索回全部费用。鉴于该机构是一家专业的婚介服务提供者，它有责任核实合同签署者的资格。然而，即便婚介机构清楚合同签署者不符合条件，仍以余女士的名义，与其母亲签订了婚介服务合同，这显然是失职行为。因此，合同的目标未能达成，余女士有理由终止合同。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合同解除之后，对于尚未执行的条款，应立即停止执行；对于已经执行的，则需根据执行的具体情况和合同的本质属性，当事人有权要求恢复到合同签订前的状态，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补救手段，同时，当事人还有权要求对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鉴于余女士并未实际享受到婚介服务，合同并未得到履行，婚介机构理应将余女士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如数退还。
近年来，婚恋中介服务领域纠纷频现，那么在签署相关合同时，消费者应当留意以下事项？
在签署合同之前，消费者务必检查婚介机构的营业执照、许可证等必要资质，以确认其合法运作，并且要详尽阅读合同中的各项条款，以明确了解服务项目、服务期限以及收费标准等核心信息。此外，要警惕婚介机构关于“高匹配率”“优质资源”等无据可查的宣传，切勿轻信。特别是对于高额的违约金条款，消费者更应格外留心，确保双方的权益和责任相匹配。
合同纠纷一旦出现，消费者有权与婚介机构进行沟通，寻求履行合同责任或退回相关费用。若沟通不成，消费者可选择向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提出投诉，请求他们介入调查并处理相关事宜，亦或向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此外，部分城市已经开始着手对婚姻介绍行业实施规范化管理。《上海市婚姻介绍服务机构合规经营指引》首次提出实施“消费冷静期”退费机制，旨在解决征婚者因冲动消费而引发的退费难题。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出台了《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领域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其中对婚姻介绍服务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要求亮证经营、实行明码标价、加强诚信宣传、依法收集和使用信息、明确合同条款及其标注方法等，从而明确了监管的最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