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众多城市推行的新建商品住宅摇号选房机制,房地产领域的分析师们纷纷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的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面对房源短缺的现状,摇号政策被用来实施管理,从而确保棚改、首套房等购房群体能够优先获得购房机会。尽管调控措施不断加强,但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满足基本住房需求的购房者,政策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力度。
中原地产的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摇号政策之所以推出,主要源于那些限价房需求强烈的城市,加之一些开发商拒绝接受公积金贷款,甚至只接受全款支付,这使得刚需族购房的难度显著提升。他预测,未来将有更多城市引入公证摇号机制,以保障政策能够更加偏向满足刚需族的需求。
以杭州为参照,近期新上市的住宅项目中,无房户参与摇号的中选几率相对较大。具体来看,5月3日推出的四个项目中,无房户的中选几率最高的竟高达43%。
“基本来说,无房家庭通过摇号买房难度不大。”周萍说。
摇号机制或许会引发马太效应。该房地产企业负责人直言,对开发商来说,摇号的中签比率就如同市场调研数据一般,能够揭示出购房者的价值偏好。若某些地区的中签率长期偏低,这表明更多的人倾向于在此地投入购买力,进而可能推动该地区土地出让市场的价格上涨。相反,那些鲜有人问津的区域,则可能让开发商在考虑拿地时产生退缩心理。
摇号制度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如何得到保障,成为了众多受访者关注的焦点。有的开发商选择现场进行摇号,而有的则直接通过网络公布结果。尽管摇出的号码确实是现场随机产生的,但若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增加中奖概率,又会如何呢?周萍这样提出疑问。
南京曾揭露开发商雇佣他人以图关系户参与摇号的事件,该事件最终遭到了举报并受到了相应的调查处理。高先生如是说。
蒋效作为公证人员指出,公证仅是摇号流程中的一环,监管部门应当对摇号环节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即便出现弃购情况,也需确保公众了解房屋摇号将延续至哪一户,唯有全程监控,方能保障摇号的公正性。
其他群体适应摇号机制
在新摇号机制下,监督者、执行者和刚需人群也在努力适应。
蒋效是中部C市一家公证处的员工,自2018年该市推行楼市摇号政策后,他便投身于相关楼盘摇号机制的设计工作。每当领导前往住建局参加会议,总会带回一大堆整改要求,需要他加班加点完成。这些任务涵盖了摇号设计、报批手续、后续跟进以及数据录入等多个环节。蒋效透露,自从开春以来,他几乎没有休息过。有时还需应接人情来电,随之而来的是一番阐述:我们实行的制度确保了公平与正义。
小孙同学频繁地给蒋效打电话。他刚刚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迫切希望更换一处更大的住所。在C市,原本并不抢手的全新楼盘,在摇号环节中却变得异常热门。
去年10月27日,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了《长沙市限购区域内新建商品住房销售摇号操作细则》(编号:长住建发〔2017〕172号)文件,明确指出,在长沙市限购区域内的所有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中,若累计购房者的数量超过了可供出售的房源数量,那么这些项目必须采用公开摇号的方式来销售住房。
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相关城市的摇号机制迫使它们在销售策略上做出调整。一家中型房地产企业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近期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透露,鉴于该企业所覆盖的长三角区域主要城市普遍实施了摇号规定,该公司在2017年的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实施“加速资金周转”的策略。与碧桂园等头部房地产企业相比,我们设定的时限大致在8至9个月(从土地获取至项目正式开盘)。对于位于远郊或城市外围的摇号项目,总部强调需着重提升资金周转速度,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长三角地区,同样也严格贯彻于我们在中西部地区的分支机构。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该负责人透露,“部分项目还需耐心等待。”他所指的是一线城市中的中高端项目。以上海为例,该开发商在2017年推出的一个项目,其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6万元。然而,开发商调整了策略,选择了暂缓推出。“如今,由于限价的上调,该项目的售价预计将接近每平方米8万元。”
监管部门通过实施新盘公证摇号和预售证核准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炒房和捂盘行为。中部C市的一名接近住建监管部门的知情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该市已从限购、限贷以及摇号等多个层面构建起初步的监管框架。他强调,“尤为关键的是,近两年来,监管所需的信息获取渠道畅通无阻,以往银行的数据并未向住建部门提供,而住建部门的数据也未曾与银行共享,如今这一状况已得到改善。”
炒友共勉还是摇不上
周萍,年近五十,在嘉善地区以炒房而小有名气。凭借多年经营服装厂的经历,她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成为了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她不仅在南至海口、北至京津冀的多个城市成功购房,还激励了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周萍剖析了自己的炒房策略,她坦言:“我是个典型的追涨炒房者,一旦认定某个地区的房价正处于上涨趋势,便会毫不犹豫地介入。”此策略在2016年之前一直效果显著。2014年,周萍观察到北京的客户纷纷涌入固安、燕郊等环京地区楼市,她也跟风尝试,并于2016年底成功出手,赚取了一笔丰厚的利润。自2015年起,她将目光转向了成都、杭州等价格相对较低的二线城市。2015年,成都高新区那片区域的房价大约在每平方米一万左右,而如今,价格已经普遍攀升至两万以上。她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周萍有了出售位于杭州萧山一新兴住宅区的房产的念头。“该住宅区的开发商口碑良好,交通和生活配套设施规划也相当完善。尤为关键的是,这属于一种价格倒挂的楼盘。”所谓的倒挂,意指该楼盘的售价低于周边二手房小区的平均价格。“据当时搜集到的信息,该楼盘的挂牌价可能低至每平方米3.5万元,而周边区域的房价已攀升至每平方米4.5万元。”周萍这样说道。为此,她集结了十几个亲朋好友打算人手一套。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东风未至。3月26日,杭州公布了一项措施,即通过公开摇号和全程公证来监管购房流程。“那天恰逢周一。午后,中介来电告知,需进行实名登记参与摇号,并且报名费概不退还。”周萍的众多“炒房者”伙伴纷纷放弃,但她仍决心一试。
周萍因公证摇号一事,特地请公证处的友人帮忙搜集信息,然而得到的反馈却是,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开发商,对此都极为重视,想要借此机会买到房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4月份杭州其他摇号楼盘的数据也让周萍感到十分悲观。对于已经拥有房产的购房者而言,旭辉宝龙东湖城的抽签通过率仅为6%,而合景绿地·璞丽东方则是8%,其他项目的抽签通过率大致在10%左右。
5月7日,周萍向记者展示了她从网上获取的摇号结果,不禁感叹自己未能中奖。“此次开发商采取网络摇号方式,避免了现场拥挤,整体体验感相当不错。”周萍半开玩笑地说。而在五一节期间,记者亲自见证了西安某楼盘摇号现场的盛况。该楼盘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十字商圈,五一期间开盘,吸引了超过5000人到场参与摇号,共计提供了约700套房源。李先生站在摇号结果揭晓的现场,面对中国证券报记者,不禁感慨万分,“我已经尝试了8次楼盘摇号,却始终未能成功,原本请假两个月就是为了购房,然而至今仍未如愿以偿。”
南京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推行了新建商品住宅的公证摇号制度,在这里,周萍的“炒友”高先生颇具影响力。自2017年5月起,南京开始执行这一新楼盘摇号规定,他作为一名南京本地居民,已经参与了至少10次摇号活动。“南京摇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随着地理位置逐渐靠近市中心,参与摇号的人数越来越少,而地段越偏远,中签率也相应降低。”高先生指出,自2017年起,在南京众多参与摇号的楼盘中,中签率最低的几处新住宅项目大多位于相对偏远地区的溧水区,其中一套房子就有多达5000人竞相争夺。
若不幸抽中了,那无疑是稳操胜券。在最近的一次“炒友”聚会中,周萍以此激励在座的各位。
楼市调控方向将继续不动摇!
5月9日,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在约谈成都、太原等地政府领导时,重申了“住房应以居住为主,而非投机炒卖”的原则定位。同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既定目标,保持调控力度不减,明确地方在调控中的主体责任,根据各城市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实施精准调控,以保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2018年,针对部分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市场,实施了“摇号”制度。自2017年5月南京首次试行楼盘公证摇号以来,全国范围内,杭州、西安、成都、长沙等七个城市已开始执行新售商品住宅的公证摇号。与此同时,包括上述城市在内,还有众多城市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预售证管理制度。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对多个城市的楼盘摇号过程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无论是投资者、一般购房者还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公证摇号这一机制都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新挑战。然而,可以明确的是,投机炒房者已经无法再轻松进入市场。(江钰铃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