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胡宁，讲师、博士。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正式（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公司会计与审计行为的研究；
王雪芳（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嵌入式中介机构及其经济后果；
孙连科，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资本市场会计问题和公司治理；
金庆禄，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他的研究重点是制度变迁以及公司会计和财务问题。
研究起源
2016年9月21日，和讯网发布消息称“某上市公司拟出售两套学区房扭转亏损”。此后，资本市场上出现了多起上市公司“卖房保壳”的案例，实体公司纷纷涉足房地产投资。套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资本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实体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金融产品和房地产行业，导致行业“空心化”，出现“脱实向虚”现象。企业投资行为，对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负面影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巨大挑战。笔者在梳理相关前沿文献时发现，现有考察经济“脱实向虚”的文献大多聚焦于“脱实向虚”的成因（王国刚，2018；彭玉超等） .，2018a；彭玉超，黄志刚，2018）或不利的经济后果（王洪建等，2017；刘冠春，2017；彭玉超等，2018b）。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如何应对或缓解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措施。例如，2005年3月、5月，新旧“国八规定”颁布； 2007年9月，《新房贷政策》颁布； 2009年的“国四条”等。2010年4月17日，被誉为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新国十条”出台。 4月30日，北京率先响应政策，发布《全国十大实施细则》，首次提出对家庭购买住房数量实行“限购令”。随后，上海、深圳、广州等地开始实施限购政策。政府出台限购政策是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和过度投资。那么“限购令”对于遏制房企炒房有何作用呢？能否有效缓解当前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经验问题。为此，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限购令”对经济“由实向虚的转变”的抑制作用。
文章贡献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与现有关于经济“由实转虚”原因的研究不一致（王国刚，2018；彭玉超等，2018a；彭玉超等，2018）。黄志刚，2018）或其不利的经济后果（王洪建等，2017；刘冠春，2017；彭玉超等，2018b）。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应对或缓解“现实转虚拟”的问题。而且，与孟宪春等人不同。 (2018)等人在研究中采用了数据模拟的方法，本文将经济研究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限购令”对经济的影响。经济。 “走向虚实”的抑制作用从而拓展了宏观经济“虚实回归现实”的微观路径。
其次，本文将限购政策影响的研究对象从房地产行业转向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拓展了现有限购政策仅对房价和房地产行业企业造成经济后果的研究。 （杜、张，2015；王敏、黄英，2013；张德荣、郑晓婷，2013；韩永辉等，2014）。
第三，借助中介效应模型，阐明了房地产限购政策影响实体企业投资结构调整的具体机制，即企业通过减少虚拟投资来增加实体资产投资。房地产，说明对实体企业的投资确实是通过“去虚拟化”从而“回归现实”。
第四，企业资产结构配置和调整存在严重选择性（王洪建等，2017；刘冠春，2017）。本文依托限购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DID研究设计，有助于缓解当前实体企业的担忧。泛金融化经济后果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最后，本文从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需要以及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出发，考察限购带来的影响促进科研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防控等政策。风险、振兴实体经济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7年至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2010年至2011年城市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分层差分法-差异模型检验限购政策对实体企业“虚实回归”的影响。 “实际”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一是与无限购城市上市公司相比，限购城市上市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增速持续下降，而实物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上升、其他金融资产投资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可以推测，限购政策有效缓解了企业的金融化趋势，实现了企业发展的“回归现实”。
其次，在限购政策较为严格的地区，“限购令”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加显着。
第三，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房地产投资放缓在限购政策与实物投资加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第四，限购政策对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还体现在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增速也在不断提高。
最后，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限购政策变化的反向确证设计、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消除替代解释、更换计量指标等稳健性检验，考虑到这些因素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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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于2019年第4期
